百色助学网事件之后 谈谈助学该怎么做

编者按 8月13日,广西电视台报道称,百色市隆林县王杰以拿个人名义注册的“百色助学网”为幌子,蒙蔽爱心人士,诱奸山区女童。

编者按

8月13日,广西电视台报道称,百色市隆林县王杰以拿个人名义注册的“百色助学网”为幌子,蒙蔽爱心人士,诱奸山区女童。当晚,王杰被隆林警方控制。

现在,百色助学网已经不能打开,但王杰发布的募捐信息,仍然挂在施乐会的官网上。据了解,其助学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施乐会网站的募捐。去年年底,这家网站曾因向求助者收取高额置顶费饱受质疑。

平时讨论该如何防止女童被性侵的公益组织从业者们,对自己群体里出了这样的败类痛心疾首,对此事的讨论也众说纷纭,并由此引发对于“一对一”助学模式的探讨:“一对一”助学应不应该做?助学中间人怎样监督?怎样协调捐赠者和受助人?请听一听助学实践者们的说法。

■ 本报记者 王会贤

观点1

污名化“一对一”资助为哪般?

百色助学网”曾开展多次公益活动,目前网站已被关闭,创办人被警方拘留。

前两天百色助学网丑闻被爆出来之后,大家对“一对一”助学群起而攻之,说这种助学方式是“大爱无能”的表现;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等成本,收效却十分低下,是“最低效”的公益;简单易行,专业性不强,是“最笨”“最懒”的公益;容易使受助人养成依赖的习惯,所以是“最坏”的公益……如果说之前反对“一对一”助学的理由还不那么充分,那么百色助学网丑闻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证据——开展“一对一”助学的中间组织极容易不受约束,非法从中谋取利益。
对于贫困学生,我不赞成直接给钱。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有限。

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,致力于公益专业化市场化探索和跨界协作,致力于助学阅读和健康梦想行动计划,致力于助老公益行动计划、助农公益服务行动计划。
8月3日,晓庄公益开展的儿童领袖夏令营第四期如期举行,总共有13个孩子报名参与。夏令营由大雄带领,从规则意识的建立、服务意识的培养、沟通能力的提升、团队合作的训练、解决问题的实践等方面对成员进行训练。



看到大家如此同仇敌忾地数落而且贴了诸多标签,作为近十年的“一对一”助学组织者和参与者,我默默看着而不敢出声。而且发现很多“一对一”助学组织基本不参与这种争论,只是在继续坚持做自己的事,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更知道这个项目的利弊得失,不过也许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惧怕这个“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”的时代。

“一对一”助学和其他很多公益项目一样,就是一个解决教育发展领域相关问题的公益项目。在实施过程中,肯定也会存在很多问题。比如寻找贫困学生、与资助者和受助者沟通等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;有些助学组织为了更加“有效”管理,给受助孩子提供反馈信模板;有些受助者形成“依赖”,直接与捐助人联系索要更多的帮助……这些都是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案解决。但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,就否定这个项目。

有很多捐助人愿意支持并参与“一对一”助学,一方面因为参与门槛比较低,另外就是资金的去向可见、可控。诚信培养和建设需要经历比较漫长的一段过程,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,不管来自政府还是市场或者第三部门,太多的不诚信使得这个社会的道德信用现状堪忧。重新建立起信任体系需要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做起,公众的接受和容纳,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规范都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有些“一对一”助学组织就在长期稳定捐助人的支持和帮助下,逐步开展实施了诸如“一对一”心理陪伴、“教师培训”、“学生安全教育”等项目。

我觉得创新不一定是要否定之前的做法而去寻找新的做法,有些“百年老字号”的公益慈善组织仍然在做“一对一”助学。它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,说明不管是捐助人,还是受助人,也包括公益慈善组织,其实都有需求。作为回应社会需求的公益慈善组织,有责任和义务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满足这种需求。这本身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,也就是说“一对一”助学本身不存在那么多是是非非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何种方法将这个项目管理得更加规范、有效,如何运用一些创新的思维去改进完善传统的手段。

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来用实际行动帮助“一对一”助学组织,寻找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。不仅公益圈包括社会公众都要对这个行业多一些包容和共存,只要不触及法律和道德禁忌,就应该用理解和接纳的心态鼓励其尝试和发展,至少不要随意去贴标签。而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正视且不回避任何存在的问题,做好项目和机构的管理。社会公众,尤其是与此直接相关的捐赠人,要对自己的捐赠行为负责,主动甄别募捐信息的真伪,不能因为几幅照片、几段煽情的文字,就一时冲动急于释放自己的爱心,一定“三思而后捐钱”;捐赠之后保持对所支持项目的适时关注,了解跟进项目的实施情况,盯紧资金的使用。如此才能既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,又推动公益慈善组织不断完善提高。

观点2

“一对一”助学成本太高

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互助教育计划秘书长 党军


目前我们除了做孤儿助养,还有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。以前曾经发生过“学生收到了很多资助款后,不愿见面、联系不上”的情况,现在我们做大学生资助,主要针对大三及以上学生,不是“一对一”助学,而是通过审核后,以发布读书或实习笔记获得100元捐款的方式进行捐助,还有读书奖和无息借款等。将大额捐助与学习、实习关联起来,并帮助学生联系公益机构等去实习,提高自身能力。捐赠人则可以加入助学读书会,推荐优秀贫困生,参加线下读书会活动,形成良性互动。项目管委会中有学生、捐赠人、志愿者代表,比较均衡。

不做“一对一”助学,是为了避免产生受助人对捐助人的依附,也避免因为捐赠人提出很多要求造成学生有很重的心理压力。以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人对学生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,警告后清退了。另外,“一对一”助学成本很高,假如有几千个孩子和相应的捐赠人,光沟通就很难完成,捐赠人的各种要求更加无法满足。多人接触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,继而引发矛盾。

助学项目要确保顺利进行,在制度、流程上必须公开透明,比如多渠道申请,提供多元畅通的沟通渠道。但这在特别偏僻的地方难以保障,捐助人本来就不一定有精力监督善款执行,在难以获得学生信息的情况下,更加难发挥监督作用。助学是比较复杂的事情,做得不好就容易出现空子。

百色助学网事件,在偏远地区不是孤例。他们通常控制着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,当地心照不宣,外部对其了解不多。类似的助学机构或中间人垄断资源,对外部公益机构要求其必须通过自己落地,对内则要求学生,甚至可以威胁校长不能与捐赠方直接接触。

链接>>>

互助教育计划是2014年由志愿者发起,设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全国性公募助学项目,为优秀贫困学子提供职业生涯和资金支持,以战略公益推动教育金融制度创新。首期规模为30万元人民币,用于搭建平台,为10位优秀贫困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。十多位学生每周提交读书或实习笔记,承诺毕业后捐赠1%以上收入。互助教育计划在北京金融街每周末举办线下读书会,开展公益、金融相关阅读研讨,博士和处级以下加入需要提交300字以上读书笔记,一周未读书的朋友项目建议捐100元给优秀贫困生发奖学金,见证成长。

观点3

助学是个细致活儿

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发起人 张明琪

直接的金钱资助好不好,这个不能简单地说赞不赞成,要根据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。在公益助学中,尤其“一对一”的救助中,一定要了解不同地域的实际状况。这么多年来国家、公益机构的救助大多是直接给钱,可有的父母并不一定会把钱用在孩子身上。从助学角度来看,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些钱能够用在孩子本身,而不是他的家庭,我们不是在搞扶贫。

这么多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救助,都给予了贫困孩子很多帮助,但没有考虑太多孩子自身的意愿。无论是悲情主义宣传或者其他方式,都要注意受助人的感受,尽量隐去孩子的隐私信息,考虑其尊严、人格,大张旗鼓的发放仪式,是对孩子的伤害,尤其是大一点、心理敏感的孩子。我们也可以把助学金转换成奖学金等激励的方式,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贫困,而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得到了资助。让他在同学当中也留有尊严。或者探索设立爱心超市等等,这种工作一定要往细里做,花心思,也需要更多多元性的探索。

“一对一”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复杂和辛苦的。我不赞成捐赠人直接与孩子见面,也不建议视频。一线工作者都知道,对孩子家庭信息保护得不到位,会出现很多负面的问题,对捐赠人也会造成困扰。不仅捐助人可能提出各种要求,有时候孩子、家庭也会向捐赠人提出更多需求。所以,助学人员要做好双向引导和保密。受助者和捐赠人的沟通,我更倾向于文字上的,达到鼓励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进行心理陪伴的目的就好。

助学的中间人不单指个人,也包括助学机构。中间人,如果只是单一的执行者,初期可能很好,但很容易出现人情助学、腐败助学以及百色助学网的情况,所以一定要多元监督。我们一直在倡导成立家长委员会、校务委员会,包括团委、妇联等部门也需要发挥监督职能。再如壹基金对合作机构的第三方监督,是一个有效的探索。

百色助学网的问题,主要就是因为公开透明不够,缺乏有效监管。这是非常可耻的。我们希望媒体曝光犯罪行为,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,但同时希望传播正面案例,不要让公众对助学产生怀疑,影响对更多孩子的救助。

观点4

事件之后,我们该如何对待民间公益?

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创始人 大雄

不要发“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”的谬论。一些评论表示要清理不合法的民间组织,部分民间组织出问题正是因为政府管得太严太死,双重管理的高门槛阻挠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合法注册。少量的合法民间组织难以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,政府、公众也就只能默许甚至支持很多不合法的组织合理地运营。真正的出路是政策进一步放开,让愿意做事的公民群体都能顺利地注册,合法地从事公益活动,从业务到财务,接受合法监管。那些不合法的、不规范的民间组织,自然失去空间。

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,只能是“如果你犯法,我就立马把你抓起来”,而不是“因为你可能犯法,所以我不能让你注册”。

不要唱“草根组织要提升透明度”的高调。任何规范运作都意味着成本。很多人平时难得捐50块钱,都还要求“百分之百用到受助者身上”,让公益组织拿什么去请专业的财务人才?

捐款人真要是痛定思痛,就要补一补公益运作的基本知识,改变捐款的观念和习惯。如果真的希望公益组织拿出专业的、及时的财务报告、业务报告,那就请捐赠相应的善款。

在此对晓庄公益的捐助人表示,都是深明大义的捐助人——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,接受不那么严格、不那么高成本,也基本能确保不会出问题的信息公开方式。严格监管是没有止境的,随便一张票据的深究都能弄得任何一个机构人仰马翻。

那么,有人要问,也不让政府加强管理,又不让要求民间组织提升透明度,难道就放任民间组织造假、吃回扣、性侵害吗?当然不是。公益行业要监管好,最重要的是“行业自律”。由行业内的组织成员,形成自我管理的体系,比如自发组织的××市社工协会、××省助学联盟。一个组织出问题,整个行业名誉受损;而且谁也不敢护短,否则一旦真相大白,当事人恐怕只能谢罪于天下了。

而且,坦率地讲,要欺蒙政府、欺骗公众,太容易了!任何一个稀烂的公益活动/项目,都可以拍出精美的图片,写出漂亮的简讯,让公众觉得喜大普奔——这还是在保证诚实的前提下,如果不讲诚信,那就更说不清楚了。但是,我深信,这些都逃不出同行的眼睛。

这类性胁迫/性剥削,由于其私密性、复杂性,属于权力关系的监管死角,在政府、企业等领域,由于权力差距更大且缺少监管,问题应该更严重。这类问题不仅在组织上下级之间,还会发生在其他权力关系中,比如腾讯专题《女老板为何因户外广告牌性贿赂城管》,频现网络的高校教师潜规则学生、导演潜规则演员,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曾多次曝出针对女性难民的性剥削事件。只是问题发生在公益领域,听起来性质更恶劣。

性胁迫/性剥削的核心是权力关系。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在性别平等教育、制度(比如要求知情必报,否则以从犯论处)等方面的共同进步,那么在任何领域都是很难禁绝的。仅就公益而言,应该尽可能减少捐助式慈善,转化为合作式公益,削弱双方的权力关系,发展对等的合作关系,相信会起到较好的作用。

以北川羌魂(中国心志愿者团队)的助学为例,北川羌魂要求受资助的高中生(经过培训后)寻访贫困的初中生,并由这些高中生通过团队讨论确定资助名单。在这样的公益行动中,这些高中生可以认为是北川羌魂的合作伙伴,通过自身的行动/劳动换取助学金/回报,也许有的贫困高中生还不乐意呢。在这样的关系中,假设工作人员/成年志愿者有性胁迫的举动,失败的几率就要大很多了。

去年我跟随参观一个公益组织的助学金发放仪式。50多岁的志愿者“情到深处”之时,来了一句:“孩子们,你们不要觉得爸爸妈妈不在身边,不要觉得可怜,今天到场所有爱心人士,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!”我在下面跟小朋友坐在一起,差点就帮小朋友回一句:“我还是你爸爸呢!”

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,会滋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、欲望。一旦这些念头缺少监管,谁也说不准会干出什么事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: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”一个不需要任何付出即可得到的捐赠,对贫困中的学生是很难拒绝的。且不说捐赠会不会“助长不劳而获的习惯”,至少,难以拒绝的捐赠背后,我们要警惕难以拒绝的胁迫,和那不易监管的腐败。


精彩评论 0

还可以输入100个字,评论长度3个中文字符以上
95919000:2017-11-20 10:09:09